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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仁山的学佛因缘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

导读:在清季宣统末年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,南京城廷龄巷的“金陵刻经处’内,客厅中有许多人在开会。他们都是南京佛学研究会和金陵刻经处的人员,开会的目的,是要选出一位新会长。老会长卧病在床,病情日重,昕以授意他们选出一位新会长来。其次,就是老会长如果一旦不讳,如何维持金陵刻经处的存在,并使刻经事业延续不辍。下午五点钟,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,内宅传出了消息,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、佛学研究会的...

  在清季宣统末年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,南京城廷龄巷的“金陵刻经处’内,客厅中有许多人在开会。他们都是南京佛学研究会和金陵刻经处的人员,开会的目的,是要选出一位新会长。老会长卧病在床,病情日重,昕以授意他们选出一位新会长来。其次,就是老会长如果一旦不讳,如何维持金陵刻经处的存在,并使刻经事业延续不辍。

  下午五点钟,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,内宅传出了消息,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、佛学研究会的老会长、一代佛学大师杨仁山文会老居士,已经安详往生了。这一天是清宣统三年的八月十七日,西元一九二年的十月八日,享年七十五岁。

  两天之后,即十月十日,武昌起义,各省响应,未几中华民国诞生,由秦始皇以后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专制政体也于此结束。

  一、杨仁山的童年舆婚姻

  杨仁山,名文会,仁山其字,安徽池州石埭人。石埭,后来改为石台县。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(一八三七)的十一月十六日①,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。

  文会的父亲仆庵公,于道光十七年文会出生之前,乡试中了举人,接着又添了儿子——在五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,可算是双喜临门。更可喜的是,在生儿子的第二年——道光十八年戊戌,仆庵公上京会试,殿试中了进士②,这可是喜上加喜了。中了进士,授职京官部曹,一家人迁到北京居住,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长大的。

  文会三岁时,他的父母就为他订了亲,对方是石埭乡间苏姓人家的女孩,大仁山六岁。那时民间习俗,男孩订亲,女方总要大几岁,一来可以照管丈夫,二来可以为家庭增加人手。习俗如此,并非杨家一家为然。

  数年之后,文会巳八、九岁了,石埭乡间苏家寄来书信,告以苏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损了容颜。苏父在信中说:“我女已残废,汝家可另婚娶。一

  这时,文会的母亲孙太夫人,就以此事徽求儿子的意见,不意文会却说:“订婚在前,出天花在后,不应改变婚约。再者,在人道上,残废人我若不要,则以后她将嫁何人?”③

  既然儿子这么说,婚事就定下来了。

  文会十一岁时,仆庵公带他去见曾国藩——朴庵公与曾公是戊戌科同年,颇有交谊。文会在曾公面前应对快捷,有问必答。曾公奇之,对仆庵公说:“此子天资聪颖,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。”

  仆庵公尚未回答,文会却接口说;“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。”

  仆庵公闻言大惊失色,曾公则微笑不语。

  临别时,曾公说:“此子将来必有大用。”

  这以后,不论朴庵公夫妇如何劝说,文会终生不曾下过考场。(杨仁山居土事略)称:

  “居士童时,示现游戏,条理秩然。九岁南归,十

  岁受读,甚颖悟。十四能文,雅不喜举子业。唐宋

  诗词,时一浏览,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。性任侠

  ,稍长,益复练习驰射击剌之术。”

  这就是文会青少年时期的缩影。

  文会十六岁那一年,父母为他在家乡完婚。新妇进门之后,夫妇和睦相处,文会并没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满,而苏夫人也确是治家能手,把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干女人一样,性情刚烈,睥气很大。她绝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昕自卑,她处理事情果决明快,就是不大迁就别人。

  朴庵公夫妇总觉得儿子受了委曲,仆庵公劝儿子可另行纳妾,孙太夫人劝儿子要振夫纲,莫要事事顺从妻子。文会对他的父母说:气我的妻子本来丑陋,别人已经看她不顺眼了,我若不敢她爱她,说不定别人就要欺侮她了。至于说纳妾,我的妻子只要能够孝顺父母,料理家务,生男育女,这也就够了。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,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,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。如果只在容貌上计较,那不是娶妻,那是玩弄女人。  ’

  朴庵公夫妇被儿子说得哑口无言,此事只得作罢。

  二、促成杨仁山学佛的一段情缘

  就在文会完婚的前两年——道光三十年六月,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事,九月占据了蒙山县,定国号日“太平天国”,自称“天王”。咸丰二年,由广西进入湖南,在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起兵时留下的大批军械,太平军顺流而东,下汉阳、武昌,继续东下,破九江、安庆、芜湖。咸丰三年,攻下了南京。

  这时,受了战争的影响,文会一家十多口也开始转徙避乱的生活。他们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,而江苏,而浙江,最后在杭州安居下来。

  大约在咸丰八年,文会二十二岁的时候,他到曾国藩的军中去效力过一段时间。赵杨步伟在(我的祖父二文中,有如下的叙述:

  “……曾国藩邀祖父去办军务,屡次很得奇功。一夜,祖父到曾处谈时事,说到满清之腐败,祖父提议说我们何必自相菱杀,为异族牺牲?曾公微笑不答。第二天,对祖父说:汝父年已老,并且后方军需也非常重要,现派汝去办理一切军需,可是你不能置我于危险地位,切记!切记!祖父明白他的用意,当时就回到杭州。”⑤

  文会回到杭州,大约是二十三、四岁的年纪。杨家在杭州是逃难性质,租赁的住宅并不宽大。后来,杨家隔壁迁来了一家邻居。这家邻居的住宅,前面与杨家隔壁,两家各有门户,而后面院子却无墙可隔,和杨家共一个院子二逼家邻居,也是外地迁来避难的,只有姑嫂两人带一个小孩。既与杨家是共院的邻居,难免和杨家妇女有往来。有时和杨老太太闲话家常,有时向杨家借点零星东西。两家只有文会一个人是年轻力壮的男人,遇有什么重工作,杨老太太就会找文会为邻居帮忙。就这样,天长日久,文会和邻家那位姑娘牵引出了一段情缘。

  邻家那位姑娘不但知书识字,还会作诗填词。她每天除了看护侄子外,就是读书吟诗。人也落落大方,不躲避男子。文会和那姑娘接触多了,才发现她不仅粗通文字,而是一个极有成就的才女。

  文会在十几岁时就曾说过:“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,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,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。  一现在果然被他选择到了。他爱慕那泣姑娘,那位姑娘也爱慕他。两人情苗渐长,爱意日深,周围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出来。那位嫂嫂示意小姑,可以做文会的“并妻”。

  文会以此事和父母商议,朴庵公十分赞成,杨老太太却说:“迟迟再说。”原来她的儿媳——文会的苏夫人此时有孕在身,杨老太太说迟迟再说,意思是等儿媳生产,若是男孩,文会就不必再娶;若是女孩,文会再娶,儿媳也就无昕抱怨了。就这样,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。

  不意苏夫人十月怀胎期满,一举得男。这一来,杨老太太站在儿媳这一边说话了:“妻已生子,无娶并妻之礼,若娶妾则可。”当然,这也是苏夫人要说的话。

  问题是,那个姑娘也是出身书香人家,哥哥在外省做官,断无为人做妾媵之理。即使她愿意,文会也断不会让他心爱之人受此委曲。

  在宗法社会中,妻与妾之间,差别极大。《白虎通》谓:“妻者,齐也。”妻与夫站在平等地位,而妾胜只此丫头的身分高一点,是要受大妻管东的。“并妻”则不同,并妻俗称“两头大”,彼此地位平等,不得互相侵把。文会既然敬慕那位姑娘,断无委曲她做妾之理。因此,断然的对母亲说:“宁可不娶,也不能以此女为妾。”

  赵杨步伟在(我的祖父)一文中说:“由于双方固执不让,婚事之议遂未成功。”

  想像中,这是一场极大的家庭风波。苏夫人才干出众而个性倔强,文会则果断而又执拗。朴庵公和杨老太太也意见分岐——仆庵公支持儿子,老太太回护媳妇,两老之间也难免不有昕争执。这件风波的结果,文会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,而他和苏夫人之间,也难免不以此而拉远了夫妇的距离。

  至于那位邻家姑娘呢?想像中自然也是十分伤心。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会见面,还是迁居他处,甚而终身不嫁,黄卷青灯,以了余年,原始资料中没有说明,于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测了。

  文会心中以后是否还有那泣姑娘呢?(我的祖父)一文说:

  “经此一次打击,祖父更觉世事无聊,就终日在西湖边散步。一日,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《大乘起信论》。……忽晤当中要旨,顿觉爱情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。”

  赵文在“都不愿过问了”一语下面,打了个括号,注释说:“或不尽然。盖以后孙媳妇中,据祖父说三嫂最像该女,而对三嫂宠爱胜过别人。可见一个人情根斩断不是容易的事。”

  杨仁山居土早期的传记资料,有《杨仁山居士遗书》中的(杨仁山居土事略)、沈曾植撰(杨居土塔铭)、张尔田撰(杨仁山居土别传)、欧阳渐撰(杨仁山居士传)等,都不曾提到上面这一段“情缘”,也许是“为贤者讳”。但是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。如果没有这一段情缘,或这段情缘有了圆满的结果,也许就没有以后的佛学大师杨仁山居士了。

  三、由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处

  文会遭此打击,一时万念皆灰,更感到世事无聊。他丢开公事家事,终日到西湖边上,徘徊遣愁。

  一日,他在西湖边漫步,在书肆中发现了一本《大乘起信论》当即买下,置之案头,家居无聊,读别的书俱不惬薏,拿起《起信论》来读,不觉间不能释手,一遍又一迩的反覆阅读。读了若干迩之后,忽然悟得论中奥旨,顿觉国事家事、爱情事业都是过眼云烟。由此开始,他到处去求购佛经,埋首阅读,他竟在佛经中,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。⑥

  另有一说,谓:“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,授居七《金刚经》一卷,怀归展读,猝难获解,觉甚微妙,什袭藏弃。嗣于皖省书肆中得《大乘起信论》一卷……。”⑩

  关于这一点,赵杨步伟在(我的祖父二文中特别辨明:

  “一日,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《大乘起信论》,(

  一说在安庆购得,乃误,在安庆购得者乃《金刚经》

  )买回阅读,日夜不离手,忽悟当中要旨,顿觉爱

  隋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。”

  文会自从读了《起信论》后,就开始到各书肆、寺院中去求购佛经。遇到亲朋往他省者,就托人家在外省找。遇到行脚侩,就询问人家来自何处寺院,寺院中有没有佛经。他“一心学佛,悉废其向昕学。”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

  仆庵公和杨老太太见儿子对佛经着了迷,心中忧愁,但又无可奈何;而文会的苏夫人,是个刚烈倔强的女性,她对丈夫这般行径,只有一声不响,保持缄默,希望由时间来冲淡那一段家庭风波。

  转眼到了同治元年,文会二十六岁。洪杨的太平军自道光三十年起兵,到现在进入第十三年,已成了强弩之末。是年,曾国荃大破太平军,光复芜湖,进围南京。安徽全省秩序渐渐安定下来,杨家一家人就迁回安徽省会安庆居住。文会到了安庆,仍是埋头在佛经中,不过问世事。

  同治二年夏天,衰迈的仆庵公病倒了,并且病情日益沉重。杨老太大眼见老伴卧病,而儿子镇日里念佛求道,不问世事,不由得心中忧急,忍不住责问儿子:

  一你父卧病在床,一天此一天加重。我和你媳妇是妇道人家,你的孩子还小,似你这样丢下家务不管,整日里念经求道,我们这一家老小,将来可有何依靠?一

  文会回答他母亲说:“我现在落身世界中,必尽我的天职,虽不求奢望,总能家人温饱。我并非落发为侩,不过是研究佛经,将来能广大流传,就是我的愿心了。”⑧

  由夏人秋,天气转凉,仆庵公的病并未好转,终至撒手西归。一家人按照礼俗举哀尽孝,做完七七,已届寒冬。开春之后,文会全家把仆庵公的灵柩运回石埭,择吉安葬。事翠回到安庆,赶上时疫流行,文会感染了时疫。病愈之后,适曾公国藩檄委他任米谷局事,他为了负担家计,不得不出山任事。

  同冶三年,曾国荃攻克南京,忠王李秀成被擒,太平天国灭亡。隔年,李鸿章署两江总督,当时南京城残破不全,遂委文会“董江宁工程之役一。这样,文会一家人由安庆迁居南京。

  文会自咸丰末年开始学佛,四、五年来,只是个人摸索,没有善知识可资请教,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研究,甚至于找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。要问江南文物苍萃之地,何以佛经如此难找?原来洪秀全起兵,是以“上帝教”为号召。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军民,不分男女老幼,一律强迫信奉上帝教,不得信他教,拜他神。曾国藩在(讨粤匪檄)中曾说:

  “嗣是所过之郡县,先毁庙宇,即忠臣义士,如关

  帝岳王之凛凛,亦皆污其宫室,残其身手,以至佛

  寺道院,城隍社坛,无庙下焚,无像不减。”

  太平天国之乱,前后十五年,太平军所过之处,寺院经像,荡然无存。这就是杨仁山学佛的那个时代,佛经难求的原因。及至他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,局中有一位同事王侮叔先生,于佛学顿有研究。二人一见如故,彼此切磋佛学。由王梅叔的介绍,又认识了邵阳魏刚己、武进刘开生、岭南张浦斋、长沙曹镜初等人,都是有志学佛的人。他们不时聚会互相讨论,深究宗教渊源,以为末法世界,全赖流通经典,才能普济众生。这时江南佛教文物经典毁于兵"穴,如能刻印佛经,赓为流传,实是弘扬正法、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。于此,文会的学佛,又进入一新的境界。

  四、金陵刻经处始末

  同冶五年(一八六六),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,分别劝募,筹画设立刻经处。在同志中发心最切的,是江都郑学川居士。郑居士未几出家,法名妙空,在扬川东乡砖桥创办了“江北刻经处”。以后十五年间,刻印了两千多卷佛经。

  文会在南京创办的“金陵刻经处”,也成立于同冶五年。成立之初,参与创办者曾开会公议,有所谓二二不刻”的条例,即:一、疑为伪经者不刻。二、文义浅俗者不刻。三、乩坛之书下刻。以后数十年间,刻经处都维持这一原则。金陵刻经处刻出的第一部经书,是《净土四经》,即《无量寿经》、《十六观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及《普贤行愿品》的台刊本。文会于(重刊净土四经跋)一支中称:

  “子初闻佛法,惟尚宗乘,见净土经论,辄不介意

  ,以为着相庄严,非了义说。及见云栖谙书,阐发

  奥旨,始知净土一门,普被群机,广流末法,实苦

  海之舟航、人道之阶梯也。……适来金陵,护见此

  本于王君侮叔处。觅之数年者,一旦得之,喜出望

  外。……自逆匪窜扰以来,其版想不复存。今者匿

  募信拖,重镘梨枣。”

  至于金陵剔经处,自同冶五年创立,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上,先后四十余年间,共刻印出了多少径书呢?据蒋维乔《中国佛教史》所载,文会手订(大藏辑要),共列经书四百六十部,三十三百二十卷。文会生前,经他亲手校订出版者,为数在两千卷左右,而由刻经处流通出去的径书约百余万卷,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万张。这下能不说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成果。

  文会对佛教的贡献,犹不止此。主要在于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着述,有近三百部之多。这是我国散佚在国外的逸书,重回国内,刻印出版。这件事要由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说起。

  光绪四年(一八七八),曾纪泽奉朝旨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,纪泽函邀文会以参赞名义同行襄助。文会在英伦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条文雄。南条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荚伦留学的学者之一。日本自明治维新后,佛教学者与僧侣赴英留学,接受西洋教育,攻习梵文者顿下乏人。如笠原研寿、高楠顺次即、村上专精等,都是那个时代的留英学者。

  文会与南条文雄结识,闻得南条称日本有不少中国古代的逸书,就托请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。南条不负所托,返回日本后即尽力协助。文会与南条相交垂三十年,书信往返,不曾间断。南条代文会搜求得中国散逸佛书近三百种,南条曾谓:

  “明治二十四年以后,余与道友相识,所赠居士和

  汉内典,凡二百八十三部。而居土翻刻却赠来者,

  殆及十余部,如昙鸾、道绰、善导、窥基、智旭之

  书,亦在其中。”

  南绦代为搜求的经书中,如窥基的六十卷《成唯识论述记》亦在其中。如文会于(成唯识论述记叙)中称:

  “有窥基法师者,奘公之高弟也,亲承师命,翻译

  《成唯识论》,会萃十家而成一部;并以闻于师者,

  着为(述记),学相宗者,奉为准绳。迨元季而失傅

  ,五百年来,无人得见。好学之士,每以为憾。近

  年四海交通,得与日本博土南条上人游,上人以此

  书赠子。”

  金陵刻经处虽然成立于同治五年,但是并没有固定的“处,一址。最初,文会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,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佛书的场所。后来因为北极阁土地发生料纷,文会不得已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稗楼租赁的住宅中。这以后,文会曾到苏州香雪海看过土地,想盖一处永久的储畈藏书之所,但也没有成功。直到光绪二十三年,才在南京延龄巷,兴建了“金陵刻经处”的永久处址。

  南京廷龄巷的金陵刻径处,占地二十一亩,合一万四千平方公尺,盖了一百二十乡间房子,分成几个院落。最初,文会一家人也迁入居住,留出一部分给刻经处使用。到文会临终前,遗命把全部房舍捐给金陵刻经处。杨家后代以后分批搬走,并在南京市政府办了产权转移的手续。

  有金陵刻经处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房舍,所以文会以后在刻经处内创办只恒精舍,欧阳竟无在刻经处内创办支那内学院、法相大学特科,使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,成为近代佛学复兴的摇篮。

\

  五、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

  文会曾两度以参赞名义出使欧洲。第一次是光绪四年,随出使英法两国大臣曾纪泽去的。光绪六年,曾纪泽改任出使俄国大臣,文会即辞职返国。第二次是光绪十二年,贵池刘芝田出使欧洲,以文会襄助过曾惠敏公(纪泽)使欧,娴于英法国情,坚约同行协理。文会倩不可却,仍以参赞名义随行。此次出国四年,于光绪十六年回国,此后文会未再出山任事,惟以刻经为职志。

  光绪二十一年,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土来华,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,与文会在上海会晤。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、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。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,曾计画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,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,这就是他后来创办“只恒精舍”的原因。

  文会晚年二(十岁以后),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顿多,如谭嗣同、桂伯华、李证刚、黎端甫、蒯若木、孙少侯、侮顗云、欧阳渐等,是其着者。欧阳渐撰(杨仁山居士传),称:

  “惟居士之规模弘广,故门下乡材。谭嗣同善华严

  ,桂伯华善密宗,黎端甫善三论;而唯识法相之学

  ,有章太炎、孙少侯、侮顗云、李证刚、蒯若木、

  欧阳渐,亦云伙矣。”

  光绪三十四年,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,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斩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——只垣精舍。只恒精舍是年冬季开学,翌年初春,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。《太虚大师年谱·宣统元年》载曰:

  一春,大师以华山之策发,栖云之怂恿,就学于南

  京只恒精舍。凡半年,于古文及诗顿有进益。杨仁

  老授《楞严》,苏曼殊授英文,谛老二谛闲法师)任

  学监。同学有仁山、智光、开悟、惠敏等,与梅光

  义、欧阳渐、邱曦明,亦有同学之谊。  ”

 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,人民国后,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。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,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  欧阳渐,字竞无,江西宜黄人,生于清同冶十年(一八七一),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。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,从文会学佛。后以丧母、大病种种挫折,决计舍身为法,再到金陵刻经处,任校对经书之责。越年,文会病逝,以刻经处编校相属。时值辛亥起义,革命军攻南京,竟无于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,经畈赖以保全。

  人民国后,竞无于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。民国十一年于内学院讲《成唯识论》,门下学人毕集,如吕澄、王恩洋、聂耦耕、黄忏华、陈真如、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。梁漱溟、汤用彤亦从而问学。粱任公亦受业兼句,以病辍,报竟无书曰:“自怅缘濩,下克久待。然两句所受之熏,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。  ”

  竟无后于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种,阐扬法相唯识之学。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,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,虽匮有法义之诤,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。

  杨仁山居上,由一段“情缘”,促成他进入佛门,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。他之创办刻经处,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,如北京刻经处、天津刻经处。他之创办只恒精舍,门下人才辈出,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。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,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·韦尔契教授(Holmes Welch)誉之为“中国佛教复兴之父”,文会可当之无傀。